噪音污染成公共健康第二大“杀手” 各国怎么样应对

  中国网新闻6月16日讯（记者戚易斌 实习记者薛睿萌）近日，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《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》显示，过去一年中，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收到噪声投诉52.2万件，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3.9%。

  噪声污染问题日趋严重，对百姓生活影响不断加深，如何有效治噪成为改善城市环境的当务之急。

  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以及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，我国城市的声环境现状并不乐观，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首当其冲。《2017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》指出，在31个直辖市和省级城市监测点中，声环境质量昼间总达标率为87.2%，而夜间达标率仅为59.7%。

  报告结果并非出乎意料，诸如高音喇叭、小区装修、汽车鸣笛等“噪音轰炸”让人无可逃遁。我国现行的环境噪声标准规定，昼间噪声不允许超出40分贝，夜间不允许超出30分贝。然而，马路上疾驰而去的车辆、菜市场喇叭里播放的叫卖声，无不低于70分贝，这无疑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干扰。

  针对噪声污染的治理，我国在1997年正式实施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赋予环保、公安、交通等多部门环境噪声监管职责。然而，因为出现交叉管理，执法主体欠明确等情况，防治工作落实困难，噪声污染至今仍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。

  “早晚有一天，为生存，人类将不得已与噪声进行斗争，就像对付霍乱和瘟疫那样。”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、德国医生罗伯特•科赫在上世纪如此预言。一百年过去了，这一预言正在悄悄变成现实，噪音污染已成为继空气污染之后人类公共健康的第二大“杀手”。

  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发布的《噪音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》表明，噪声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仅在精神层面让人心烦意乱，而且会在生理层面引发或触发心脏病，造成听力障碍和耳鸣，进而减少人的寿命。

  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这类的产品安全所研究员金银龙表示，中国老百姓缺乏“噪声维权”意识，主要归咎于相关法令执行力度不强，科普教育工作开展得不够。正是居民对噪声污染“忍气吞声”的态度，给予了噪音制造者可乘之机。

  除了要提高民众的“噪声维权”意识，另一方面，城市管理者应把“降噪”工作日常化。对于降噪工作，管理者不能只在高考、中考等重大活动时祭出重拳，平时却漫不经心，而是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、惩罚机制，增加噪音制造者的违规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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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日本对于噪声的防治可谓“从根源处理问题”。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保持了居民区的宁静环境，有效地减少了居民遭受噪声困扰的几率。

  在日本，城市中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分界非常清晰，大部分的住宅区地处郊外，离市中心闹市区相距较远。日本《环境基本法》针对不一样的区域分别作出噪音限制的明文规定，各区域因互不干扰，落实和执行相关规定也相对容易。

  此外，装配式建筑在日本的普及也实现了控制建筑施工噪声的良好效果。工人建造房子时，事先在标准化的工厂来加工和装修，之后再运到施工现场，宛如搭积木般完成最后的家具组装工作即可。这样就减少了对周围居民的噪声影响。

  德国作为工业核心大国之一，势必面临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噪声污染问题。上世纪70年代，德国提出了噪音消减计划，首先对准交通噪声的治理。

  德国对于交通噪声实行“一气呵成”式治理，从控制噪声源，到切断传播途径，再到保护受影响人群。有关部门首先规定公路交通噪声极限值，将车辆噪声监测列入每年车检，以此促使汽车厂家改进噪声设计；之后，对道路进行现代化改造，铺设低噪音路面，在道路两旁树起噪声防护屏，削弱噪声传播能力。

  在保护受影响人群方面，政府坚持将“保护公众远离噪音”作为城市建设的义务，规定禁止在噪音超过75分贝的地区建造房屋。此外，人们可根据“噪声地图”——一张可反映城市各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地图，来选址安家落户。

  在美国，一直在升级的噪声污染已成为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。其中，生活噪声是最让美国人“头疼”的问题，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生活的社区，邻里间噪声纠纷事件近年来有增无减。

  作为法制较完善的国家，美国对我们正常的生活中遭遇的小麻烦也有相应的“皮毛法律”管制。上世纪60至70年代，政府开始着力控制噪音污染，设立了统一噪音标准，并对恶性制造噪声的行为定性，认为企图扰乱安宁的一切喧闹声都是违法行为。

  “皮毛法律”的执行力度不可以小看。以纽约曼哈顿地区为例，环保部门专设检查组处理噪音污染。原则上，只要社区有投诉，检查组成员便携带监测仪器随从警方至现场测试噪音分贝，对违法者可开具上千美元的罚单，甚至实施拘留处置。